中部崛起要靠区域协调发展0连接阀
2022-06-27 20:29:35 阻尼五金网
中部崛起要靠区域协调发展
中部地区的崛起，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，狠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、调整优化结构、推进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
中国《“十一五”规划》从统揽全局的高度出发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，并强调要促进城乡、区域协调发展，同时，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要求城市的发展必须要以所在区域为依托，城市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成为火车头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应该在城市这个火车头的带动下前进。那么，区域发展和城市发展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。今天我们论坛特邀请了著名区域经济专家，专门从事生产力布局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陈栋生教授，就如何依托区域发展来扩大城市发展的问题展开交流。
走城市联盟、区域联盟的道路《财经时报》：为了合理发展经济，增强竞争力，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陆续出现了一些区域联合发展圈、发展带。你能介绍一下吗？
陈栋生：中国的地形就是三级台阶，西边高、东边低、中边几个三角洲或者大平原，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、社会发展的水平，对外开放的条件刚好与这地势相反，是从东向中往西。从“九五”计划开始，党和政府就强调区域协调发展，在“十五”开始时启动了西部大开发，接着是振兴东北，再有就是西部大开发，这个开发在“十五”时期投资了将近1万亿元，逐步缩小了东中西的差距。在西部大开发之前，东部跟西部大概差1.5个百分点，现在缩小到0.6个百分点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，走区域联盟的道路是区域协调发展较好的路径。
经济全球化推着市场竞争国际化。比如德力西就把研发中心搬到美国去，不等着梯度转移，就能够直接把在电器方面的最新技术引进来。所以要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抢抓经济全球化的机遇，就必须走城市联盟、区域联盟的道路。
现在我们国家区域圈、发展带有3种类型，第一个类型是跨地带的区域合作，现在搞得最有成就的是“9+2”的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，9是广东加广东周围的8个省，2是香港和澳门，区域协作后他们的第一次投资贸易洽谈会，一次签单就达2930亿元。因为，广州有资金、有技术，浙江也是这样，但它周边的中西部像川、云、贵、湖南缺资金、缺技术，这就是一种南北互补性的合作。
第二个类型就是几个省组成经济区。比如在福州、徐州周边有4个省，有20多个城市就组织成淮海经济区，联合起来搞经济。
第三是中西腹地型或者大都市圈，这是最近5年来发展最迅猛的。最明显的就是以上海为中心，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的大城市群、都市圈。现在广州、武汉、郑州、沈阳都结合成规模不等的大都市圈。
《财经时报》：你认为这样的区域合作主要是靠什么互动机制来实现呢？
陈栋生：第一，市场机制。最近几年，东部地区，特别是三驾马车，土地短缺、地价上涨，煤电油水都涨价，要素价格上涨，要素供求不平衡，要素的空间价格就产生差异。所以，最近两三年东部，特别是浙江、广东的资金大量向中西部引进。现在西部接受东部的资金，最近5年有5000亿元，仅浙江一个省流到西部的资金超过1000亿元，上海也超过1000亿元。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。
第二，合作机制。合作机制是一种协议性的分工，我们已经有几十年了，但是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。如果是政府搭台、老百姓唱戏就会成功。如果政府搭台、书记、官员唱戏，就不会太成功。
第三，互助机制。中央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结对子，比如福建和宁夏、上海和云南、北京和内蒙，有多种多样的资源，从上海、北京派上千个干部到新疆做奉献，除了到当地扶持外，其中重要的就是介绍项目，项目是互惠互利的。
第四，扶植机制。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移支付。除了这些机制，要想能够协调发展，不管是东中西的地区还是城乡的协调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，就是补偿机制。比如广东、香港喝的是东江水，东江水在赣南，赣南农民的收益还不到1000元钱，它什么都不能搞，因为要保持东江水域水源。广东、香港就应该给上游补偿，这是从局部看。从全国来看，长江、黄河的水源都在青海，是三江的源头，对那里的环境保护要求非常严格，许多污染的工业，甚至施肥的农业都不能干，怎么办？他们也要全面小康，就要有补偿机制。
中部崛起要靠区域协调发展
《财经时报》：那么，区域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的崛起又有哪些相关的联系呢？
陈栋生：区域经济是大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。区域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运行、较快发展的前提。作为自然条件复杂的多民族大国，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，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。故此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，成为“五个统筹‘的重要内容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。
我对国家区域经济总态势的认识是，27年来各省、市、区经济都有很大发展，但东高、中中、西低的总态势未变，而且相互间的差距还相当大。“东部率先、西部开发、东北振兴、中部崛起、东中西互动共进”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方针相匹配的4类区域政策覆盖区。其中，“中部地区”的范围是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河南和山西六省，属于聚类组合的区域政策覆盖区。
至于“崛起”的内涵，已不再是过去中部省、市以地方性崛起的战略为目标，现在，中央政府“促进中部地区崛起”，明显地将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。作为国家战略的中部崛起，其内涵与目标会更丰富。崛起的目标与标准，既包含六省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，也包括使中部六省逐步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引擎，即通常所说的第四增长极。
众所周知，中部地处全国水陆运输的中枢，具有承东启西、连南接北、国脉汇聚、吸引四面、辐射八方的区位地缘优势，是国家重要的农业基地、能源和原材料生产与输出基地。近年，当我们重新审视国家粮食安全问题，当煤、电、油、运全面紧张，成为解决国民经济进一步增长的“瓶颈”，当资源约束在东部几个快速发展地区首现端倪之时，中部六省的战略价值和地位愈益凸现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，带着现实的体验，重新咀嚼着“中原定、天下安”这一古训的深远涵义。
从崛起的内容和路径选择看，应充分体现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，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完成向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的转换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，使广大民众既能投身参与崛起，亦能分享崛起的利益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实实在在的提高。
简言之，区域协调发展是中部崛起要想的一个办法、一条路子。
重点突破
《财经时报》：那么，城市发展离开区域发展行不行呢？
陈栋生：中部地区要崛起，只能首先重点突破。完善与发挥六个省会城市和以它们为核心的武汉城市圈(1+8)、中原城市群(1+8)、长株潭、昌九、皖中和晋中城市群的城市功能，为企业进入国内外大市场。进入国际产业链、供应链提供便捷、交易费用低廉的大平台，成为企业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源头。
另外，培育壮大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和以它们为核心的城镇群(圈、带)。如果说大中城市是国家经济的支柱，那么，发展县域经济则是国家经济的基石。除了紧邻大中城市周边的农村，可以直接接收大城市的辐射、带动，城市对其余农村的带动往往是通过县，首先是县的城关镇和其他中心镇。发展县域经济是一篇大文章，非三言两语说得清。
经过20多年快速发展，东部长三角、珠三角、闽东南等地区，伴随工业密度的提高，一系列要素价格上扬，有的已出现“地荒”、“电荒”、“水荒”和“民工荒”，新一轮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已经开始，这对中部地区发展，是需要及时抓住的机遇。至于境外资金和技术的引入，中部差距较大。
按2003年的数据，中部六省当年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国同类指标的11%，进出口总额仅占全国同类指标的4.2%。中部经济外向度偏低，和中部产业技术进步不快、结构优化升级缓慢，有着明显的相关性。在重视引进境外、区外资金与技术的同时，对本上投资者、创业者要同等的重视。
对一些发展水平较低的市、县，一时难以形成引进外资环境的地方，从引进内资起步，逐步完善投资环境，毋宁说是为日后引进外资的“热身赛”。而培育引入外地投资的软环境，又要由营造有利于本地社会资金投入开发和本土投资者、创业者的形成、壮大入手。
壮大县域经济，县是城市带动农村的一个最基础的结点，如果不强化、扩大这个结点，农村、农民的富裕问题就很难解决。中国现在所讲的2900万贫困人口，是指年收入低于625元的，5000万低收入人口是指年收入低于800元的，这点收入叫人家怎么过？
我们不能老是讲明天、后天怎么样，老百姓首先要面对的是今天，一定要改善农民当前的生存状况。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，发展不等于分享，在未来20年，如果分享问题不能解决，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很难前进。
城市化的本质是创造非农就业岗位，创造更多的社会保障岗位，不是简单地指扩大城区面积或者再建新城市。以前，由于简单地认识城市问题，单纯为了发展工业园区，大量占有农民的土地，却不能提供新的就业岗位，造成中国现在还有3000至4000万的“三无”农民，即：无土地、无就业岗位、无社会保障，这与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。所以，我认为对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这一口号，有重新加以审视的必要。
总之，中部地区的崛起，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，狠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、调整优化结构、推进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三大着力点，坚持改革开放，通过体制机制创新，启动科技创新，推动中部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提升。
陈栋生
195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。著名区域经济专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。历任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、硕士生导师、研究员、室主任、博士生导师。主持《“七五”和后十年(1990—2000年)中国生产力布局战略研究》、《九十年代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》、《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》等重大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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